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及路径创新——基于四川、广西、贵州等地的调研分析

城镇化是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探索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创新路径，对于加速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转变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实现社会安定团结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文章在对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现状描述的基础之上，归纳概括出城镇化运行的四大矛盾；并全面总结出旅游产业带动型、工业发展助推型、边境贸易推动型、草原牧业发展型四大类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通过构建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愿景框架，结合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最终提出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城镇化的生态文明建设，强化产城融合，持续释放城镇化的发展活力，深化制度改革，实现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及保持文化传承，不断彰显城镇化的民族特色等城镇化发展的创新路径。     

类熟人社会: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新形态

工业化、城市化形塑了人口流动的方向,这使得我国东部乡村与中西部乡村的社会性质产生了巨大分化。在工业化与人口大量流入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村庄逐步成为土客杂居的工业型村庄,“类熟人社会”成为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学界既有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揭示了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而“类熟人社会”与其相对应,形成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互补性解释。在东部地区工业型村庄中,通过原生型社会关系与建构型社会关系,人们的“熟悉”感开始建立,但最终却形成了“熟而不亲”的类团体格局。类熟人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人们在流动社会里,通过“区隔化”和“聚类化”的策略,在保障生存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生计的维持。过日子的区域差异,也使得各群体之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融合。     

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实践 ——以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区为例

基于在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的田野调查,通过引入新内生发展理论,提出认同、赋权、创新、合作四要素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乡村振兴需要理性认知村落的命运,树立文化自信,提升主体对乡村“地域 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要通过确权、赋能提升村民可行性能力,进而将内外资源相结合,因地制宜积极参与政策、组织、业务和技术等的创新实践活动。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还要注意加强知识、部门、地区的联动。四要素的有机结合能够提升农牧民的主体地位,激活内外发展动力,对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修正UTAUT模型的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研究——以福建省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基于UTAUT模型,引入感知风险、替代软件等2个变量进行修正,构建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检验、多群组分析等方法对福建省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感知易用性显著正向影响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感知风险和替代软件显著负向影响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社会影响对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影响不显著。(2)便利条件和使用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由大到小依次为便利条件、替代软件、感知风险、感知易用性。(3)教育在感知易用性对农信社手机银行使用意愿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增强操作的便利性以优化业务办理效率,增强信息的安全性以降低软件使用风险,增强软件的特色性以降低软件可替代性,增强软件的易用性以优化便捷使用体验,从而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助推农村经济发展。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受战时通货膨胀影响，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但与真正意义上的"赤贫阶层"尚有距离，决定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的关键要素相比战前已发生变化。战前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与教师职级、教育水平紧密相关，而战时大后方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则受到薪金、兼职、家庭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战前大学生的主体是社会中间阶层出身的子弟，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呈"橄榄型"，战时大后方大学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则截然二分为富裕和清贫学生两部分，清贫学生成为学生群体中的主体。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的变化，既有战时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民政府相应教育政策的影响。     

The Role of Family in Career Choices among Social Workers in China

Abstract

High turnover rate affects social work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 China. Few empirical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have influences on turnover intention among Chinese social workers. This study used data from China General Survey on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job satisfaction and family attitude on social workers’ career choic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both job satisfaction and family’ attitude toward the professio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ocial workers’ turnover intention. Family’s support or disapproval of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has moderate effect on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job satisfaction and turnover intention. The findings c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familyism cul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nd unique challenge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d by social workers in China. Future studies should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to develop a mor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framework. Management in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should help family of social workers to learn and embrace the profession to gain their support of choosing social work as career.     

彝族传统治理资源的研究综述 ——基于乡村治理视域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设计框架中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内在基础逻辑。要构建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的 乡村治理体系，应当积极发掘、传承保护、盘活和创新利用好乡村传统治理资源，推进本土化治理，实现乡村善治的终极目标。 彝族传统文化结构中蕴藏有丰富的治理资源，相关学者早从不同视角做过相关探讨或研究。总体看来，目前，虽然学界以“乡 村治理”作为直接视角嵌入的研究尚少，但是早有学者针对彝族的习惯法、家支制度、德古机制、信仰文化、乡村精英等展开相 关研究。众多研究成果表明，彝族传统治理资源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和实现乡村善治的独特优势。     

“三位一体”：高校课堂教学改革构建路径探析

推动课堂教学革命,打造“金课”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之举。课堂教学改革,需要共同发挥学校、教师和学生三方积极性,通过构建“三位一体”的课堂教学改革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学校在课堂教学改革中的保驾护航作用、教师的引领推动作用和学生的实施践行作用。     

我国学前教育地方立法研究

学前教育地方立法是我国学前教育立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截至2020 年1 月，我国现行有效的学前教育地方性法规 规章共61 部，呈现出立法时间跨度大，立法主体覆盖面广，立法模式体例多样等特征。地方立法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地方学前 教育的有序开展，但也存在部分省市立法机关对当地学前教育立法关注度不高、部分立法难以满足当前学前教育发展需求、表 达不规范、可操作性欠佳、缺乏地方特色以及冲突与越位等问题。对此，应从科学确定学前教育地方立法内容、建立地方性法 律适时更新制度、健全学前教育地方立法调研制度、加强地方立法专业化制度建设等方面予以优化。     

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的政策与反思——基于27 份省级政策文本分析

以27 份省级的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文本为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按照“治理要求”、“治理任务”、“治理步骤”和 “治理措施”四个维度，进而形成编码表并归类政策文本的具体内容。借助NVivo-12 质性分析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处理，进而 探究地方政府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文本的内容结构及其存在问题。研究发现：治理方案趋同性强、地方性不足；治理过程 泛化、对治理的现实问题认识不够；治理周期迅速、但治理效果有待评估；治理措施系统、但操作性不强；治理主体多元，但协作 水平不高。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方面的建议：重视地区差异，促使治理贴切地方实际；加强 治理措施的可操作性，细化分类精准施策；明晰前期整改结果，强化治理效果的后期评估；学习协同治理观念，提高多部门协作 水平。